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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弘达：为中国人权仗义执言
(布朗森 著 杨莉藜 编译, 5/21/2008)
 第一张幻灯片里是四个倒在血泊中的男性死囚，淋漓的血染红了雪地，他们的头上套着塑料袋，手捆绑在身后。辛辛那提大学谭吉曼中心一片寂静，连掉根针都听得见。
接下来的幻灯片里可以看到两个穿着白大褂的人在忙着剥掉死者的衣服，然后拿水管冲洗尸体。最后一张幻灯片是一具赤裸裸的年轻男子的尸体，躺在实验室的台子上，脸上钻出一个孔。
“看见他鼻子旁边的孔了吗？这是准备对尸体进行塑化处理。”吴弘达说。
“这不是车展，不是电脑展，也不是家具展，而是活生生的人。”吴弘达轻声说道。“这点知识希望你们能够知道。”
吴弘达是在谈正在辛辛那提展览中心展出的“人体展”，这场展览已经卖出了十五万张门票，每张十一到二十三美元。他想让学生们了解的是展厅里那些被剥掉皮肤、摆出各种各样悦目姿势的尸体是真正的人体，很有可能来自中国的死囚。
“这仅仅是冰山一角，”他说，“我还有更多的事实让你们去了解。”
说完，他开始讲起自己的亲身经历。
吴弘达对于中国的了解十分深刻，中国的那一面是我们在奥运会上永远也看不到的——像狱中的小号一样黑暗，像泥泞的杀人场一样肮脏——死囚犯们应着枪声扑到在地，周围站着医生，手持手术刀，等着趁尸体未凉赶紧摘取死者的器官。
1960年，吴弘达被捕时还是个学生。“我是个资本金的后代，又是个天主教徒，还总是心直口快。”吴说。
没有审判，也没有听证，当局就判了他十九年徒刑。从此他就成了劳改营的奴隶劳工。
1979年，他终于离开了劳改营，这时才得知他的父亲也遭逮捕，并被折磨致死，母亲含恨自尽。尽管他的一个兄弟为了自保声称和家庭脱离关系，最后还是被逮捕入狱并折磨致死。
后来，他怀揣着仅有的40美元来到美国，无处安身的夜里就沿着旧金山的街道游荡。然而，他深爱着这片土地。他说：“我自由了，幸福了。不管在这里有多难，也比在劳改对的生活好千万倍。”
他没有忘记受苦的中国人民。一个发自内心深处的声音总在呼唤：“这一生你得为你的人民做些什么。”
从此，他不再沉默。他到国会作证，见证劳改营的残酷。中国一向把死刑的数字作为机密，有时对死者的家人都秘而不宣。他告诉人们，他看到的一个资料显示，在十一个月的时间，中国执行死刑的总数，高达两万四千人。
他谈起了美国进口的长筒胶鞋、鞋子、夹子等等产品，他说这些都是劳改产品。他还说，中国器官移植的数量占世界第二，但是“95％的器官来自死囚犯。”
为了表彰他与专制政权无畏斗争的勇气，吴弘达曾经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他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回到中国，搜集劳改营、死囚犯和其它人权问题的第一手资料——包括现在在辛辛那提展出的塑化人体。
1995年，吴弘达再次被捕，中国当局指控他“窃取国家机密”。迫于美国方面的压力，六十六天后他又获得了自由。“难道我是个恐怖分子？是个抢劫犯？强奸犯？”他问。
他当然不是，但是，对于中国当局来说他是个更大的威胁——他是个仗义执言的勇者。
现在的他依然直言不讳。“中国的劳改营成了当局获取利润的场所。”他说。
“人体展览”当然也不例外。
在辛辛那提大学举行演讲前，他专程去看了展览。“今天我的心情十分沉重。那些尸体全是中国人。”他说。
会展中心的官员说，他们的展品挑选的都是最道德的那些，而事实上这些尸体恰恰是既没有经所有者同意，又说不清来源的那些。
“我不是说辛辛那提展出的尸体全是死囚犯，”吴弘达说：“也许有一两具是，也许一具也不是。”
但是很清楚，成百的死囚犯尸体被卖给实验室做塑化处理，一具尸体仅售30美元。“考虑到这种可能性，”他敦促听众，“希望你们抵制这场展览，别让你们的孩子去看这种展览。”
“如果尸展上全是犹太人、黑人、墨西哥人，你们会怎么想？有没有种族主义的因素在这里？”他问：“没有人对此作出反应，我对此感到很失望。我清楚，金钱在这里起着重要作用。展览可以赚钱。这是错误的。很遗憾，在这里金钱压倒了真理。”
横躺在染血的雪地里的尸体不会说话。如果它们能开口说话，它们会问：如果人们对尸体感到赏心悦目，还会有谁对死刑感到震撼？
──《观察》首发 英文原则《辛辛那提提讯报》（The Cincinnati Enqui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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